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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代奇才,被冤枉近千年:大宋最應該平反的“奸臣”

原創
2020-04-21  最愛歷史...

宋朝出“奸臣”。但有的是“真奸臣”,有的是“被奸臣”。

官修正史《宋史》中,《奸臣傳》4卷共21人,蔡確、邢恕、呂惠卿、章惇、曾布、安惇等人榜上有名。

針對這份奸臣名單,歷史學者喻朝剛曾撰文發出三個疑問:

第一,在蔡確之前的100余年中,宋朝統治集團內部難道就沒有一個奸臣嗎?

第二,兩宋300多年,一共出了21個奸臣,而王安石的支持者和追隨者竟然占了1/3,《宋史》的編撰者究竟企圖說明什么問題?

第三,這幾個人,果真都是奸臣嗎?

其他人暫且不論,今天我們專門來說一說章惇[dūn],一個最該獲得平反的“奸臣”。

▲章惇(1035—1105),字子厚,福建浦城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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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人章惇有個好友,名叫蘇軾。

兩人是嘉祐二年(1057年)科舉同榜進士,這一榜后來被認為是光耀千古的“龍虎榜”,錄取了一大批牛人。除了蘇軾、章惇,還有蘇轍、曾鞏、張載、程顥、曾布、呂惠卿等等。

有意思的是,這一榜的狀元叫章衡,是章惇的侄子。章惇“因恥出侄章衡下,委敕而出”。

這是一個極其好勝的人,覺得名次在侄子后面是一種恥辱,所以扔掉錄取通知書走了。

兩年后,25歲的章惇再考進士,又考中了。

有才而好勝的個性,伴隨了章惇一生,是福是禍,難以定論。

年輕的蘇軾與章惇,彼此惺惺相惜,相得甚歡,成為莫逆之交。蘇軾后來在給章惇的信中回憶說,我第一次見到你就驚呆了,逢人便說“子厚(章惇字子厚)奇偉絕世,自是一代異人,至于功名將相乃其余事”。

兩人在陜西做官的時候,曾多次互訪,相約出游。迄今仍有關于他們交往的許多段子流傳,真真假假,但都能窺見他們的性情差異。

有一次,兩人在山寺中飲酒,剛好附近有老虎出沒。二人酒狂,騎馬同往觀之。離老虎數十步,馬驚不敢前。蘇軾說:“馬猶如此,著甚來由?”于是掉頭離去。章惇獨鞭馬向前去,說:“我自有道理?!笨拷匣⒑?,取銅沙鑼于石上攧響,老虎驚竄而去?;貋砗?,章惇對蘇軾說:“子定不如我?!?/strong>

章惇的好勝和勇謀,由此可見一斑。

后來,兩人因為政見不同,各自的命運和共同的友誼都經受了考驗,在時代黨爭的風浪中沉浮。

宋神宗熙寧、元豐時期,變法派得勢,蘇軾遭外放、貶謫,而章惇出將入相,仕途相對順遂。

這一時期,“烏臺詩案”爆發,許多人見到蘇軾跟見了瘟神一樣,避之唯恐不及。蘇軾也很“識相”,主動切斷了與他人的來往,“雖骨肉至親, 未肯有一字往來”。

但章惇的表現,絕對對得起他們的友誼。他不僅不畏閑言冷語,寫信撫慰蘇軾,還給予蘇軾諸多幫助,解其困急。

宰相王珪多次拿蘇軾詩中的“蟄龍”二字出來,挑唆宋神宗治蘇軾“不臣”之罪。章惇據理力爭,指責王珪:“你是想使別人整個家族傾覆嗎?”王珪辯稱:“我不過是轉述舒亶的話罷了?!闭聬I諷:“舒亶的唾沫你也吃?”

章惇的友情相助讓蘇軾感動得稀里嘩啦。在流放的日子里,蘇軾給章惇寫信,感慨世態炎涼:那些當年追捧我的人,“一旦有患難,無復有相哀者”,只有你章惇,“平居遺我以藥石,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,真與世俗異矣”。

從蘇軾的話可以看出,章惇當時雖已高居參知政事(副宰相)職位,但為人處世仍是世俗中的一股清流,十分難得。

▲蘇軾(1037—1101),字子瞻,四川眉山人

宋哲宗元祐時期,太皇太后高滔滔攝政,變法派遭到全面清洗。蘇軾“三入承明,四至九卿”,章惇則處于貶謫、閑置狀態。

從現有史料看,在章惇遭貶黜的過程中,蘇軾的弟弟蘇轍上了《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》,充當保守派攻擊章惇的炮彈;而蘇軾沒有彈劾或營救章惇的文字留下來,我們無法確知這一時期他本人對待章惇的態度。

章惇最初被罷黜到汝州,身心備受打擊,他一再乞求到揚州,方便就近照顧人在杭州的87歲老父,但均遭到拒絕。9個月后,元祐元年(1086年)十一月,章惇終于可以回杭州,蘇軾這時給他寫了一封信:

“歸安丘園,早歲共有此意,公獨先獲其漸,豈勝企羨。但恐世緣已深,未知果脫否耳?無緣一見,少道宿昔為恨……”

蘇軾在信中提起他們早年一起歸隱田園的約定,然而,“但恐世緣已深,未知果脫否耳”一語,表明在蘇軾看來,章惇追求變法,是汲汲于功名的表現,“世緣已深”,希望章惇能夠超脫功名。

由于章惇后來被打成“奸臣”,他的文字被保留下來的極少極少。我們無從知道,對于蘇軾的“指控”,章惇本人作何回應。但兩人仍有書信往來,至少說明,雖然他們的政見分歧很深,但友情還在,并未完全破裂。

不久,章惇又被彈劾,重回汝州。兩年后,他等到離杭州頗近的知蘇州任命時,父親已經去世。他辭去蘇州知府之職,在不盡的彈劾中沉默。

等到宋哲宗親政的紹圣、元符時期,章惇獨相,達到個人仕途的最高峰,而蘇軾則遠謫嶺南。

這時的章惇,原本有足夠的權力去營救蘇軾,修復兩人的友情,但他沒有這個肚量。元祐年間蘇軾兄弟對自己的指摘和見死不救,一定在章惇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痕。

此時的他對蘇軾,應該是有怨恨的。

但后來的史書筆記說,章惇是遠謫蘇軾的幕后黑手,這就言過其實了。包括蘇軾在內的元祐黨人在宋哲宗親政后,均遭到連續貶謫,一直貶到山窮水惡的嶺南。那是因為在太皇太后高滔滔攝政期間,在朝大臣大多無視宋哲宗這個小皇帝的存在,讓他心生怨恨。在自己親政后,宋哲宗盡反高滔滔之政,實施了發泄式的報復行動。

當時有大臣詢問宋哲宗,能否將元祐黨人從嶺南調到稍微好一點的地方,宋哲宗明確表示,絕不可以。

章惇對不起蘇軾,僅僅因為他沒有出手營救蘇軾,而這,就像蘇軾在元祐期間也未出手營救自己一樣。他們彼此或許還有友情,但政治的介入,已讓他們越走越遠了。

宋徽宗時期,兩人的遭遇更加耐人尋味。

建中靖國元年(1101年),蘇軾劫后余生,獲準北歸,這次輪到章惇被貶到嶺南。章惇的兒子章援向蘇軾寫信求助,此時距離蘇軾病逝僅一個半月。蘇軾收到章援的信“大喜”,抱病寫長文作答。他雖然對章惇的被貶無能為力,但讓章援轉告其父要保重身體。

蘇軾說,他與章惇定交四十年,“雖中間出處稍異,交情固無所增損也”。他至死都承認并懷念他與章惇的友情。至于兩人的政見分歧,曾經的黨爭傾軋,通通輕描淡寫。這些和他們的交情比起來,都不重要。

相逢一笑泯恩仇,只是他們沒有機會再相逢了。章惇被貶雷州大約半年后,蘇軾在常州去世。

吊詭的是,崇寧三年(1104年),他們殊途同歸,一起被徽宗朝權相蔡京列入“元祐黨籍”,成了所謂的“元祐奸黨”。

第二年,71歲的章惇在貶所病逝。

章惇死后數年,他才得到朝廷追認,被追封為魏國公,而蘇軾則被打入另冊。

但北宋滅亡后,兩人身后的命運再次反轉。

章惇被當成了奸臣,宋高宗追貶章惇為“昭化軍節度副使,子孫不得仕于朝”。蘇軾則成了宋高宗、宋孝宗十分喜愛的“蘇文忠公”。這種歷史定位一直延續到現在。

▲紀錄片《蘇東坡》截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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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惇和蘇軾都是一代奇才,兩人操守和才情相似,但對政治的理解有差異,導致他們的政見和立場不同。

蘇軾更注重人文情懷和精神層面。他對王安石變法不熱衷,是因為相信儒家傳統的治理方式,認為君王只要做好表率,加強修養,就可以解決一切現實問題,迎來治世。這在北宋中期的統治困境面前,顯然過于理想主義了。

而章惇則是一個現實主義者,事情總得有人去做才會好,國家必須有針對性地制定政策進行治理,才不會亂。他服膺王安石變法,本質上是推崇王安石的“三不足”——“天變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”。改變,才能讓國家更好。

思想根基,決定了兩人的成就各有側重。蘇軾在地方治理上有政績,但在朝廷治國方面有不足,他的名聲主要來源于他的詩詞文章和道德人格。章惇則擅長治國用兵,一生雖然坎坷,但仍出將入相,是北宋政壇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。

章惇的政治才干是反對他的人都無法否認的,所以反對者只能在他的品行上做文章。但他究竟有什么品行上的問題,史書上也沒有記載。只是一出場,就給他一個定語——“有才無行”。

南宋人李燾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記載,宋神宗熙寧年間,有人向王安石推薦了在政壇上剛嶄露頭角的章惇,王安石說:“聽說章惇極其無行?!蓖扑]者說:“我推薦的是他的才,只要他有才可用,品行又算什么呢?您可以跟他見見面,一定會喜歡他的?!?/p>

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接著寫,“安石見惇,惇素辯,又善迎合,安石大喜,恨得之晚”。

這就是宋代史學家的筆法,寫章惇被王安石看中,并加入變法派的隊伍,但從頭到尾卻一直強調章惇品行不好,“素辯”,“善迎合”,都指向章惇是一個小人。由此,進一步說明王安石變法的隊伍里都是些小人,借以貶低11世紀的那場改革。

事實上,王安石后來也看出,章惇不過是被世俗之人中傷詆毀而已。

▲王安石(1021—1086),字介甫,江西臨川人

從章惇一生的行跡來看,他不僅不是小人,還是一個無私無畏、堅持立場、忠于職守,并時常發出不合時宜之論的孤膽英雄。

熙寧五年(1072年),章惇被任命為荊湖北路察訪使,經制梅山蠻夷。這是一次重要的任命,梅山開邊是熙寧年間的三次戰爭活動之一,章惇也憑借此次經略拿到了進入朝廷中樞部門的敲門磚。

章惇制定了懷柔與強硬的雙重政策,最終當地蠻夷首領“相繼納土,愿為王民”。

后來,在章惇被貶湖州之后,荊南發生叛亂,朝廷能想起的最佳平叛人選還是章惇。章惇受命,二話不說,“疾赴荊南,道中墜馬傷足”。真是一個不要命的“拼命三郎”。

然而,歷史的不公在于,后來的史書提起章惇經略荊湖北路的事跡,刻意刪去了他要求懷柔和寬大處理的言論,卻把別人誣蔑他在梅山大肆殺戮,“以至浮尸蔽江,下流之人不敢食魚者數月”的謠言大書特書。

這就是反對者的手段——你做得不好,我可以指摘你;你做得好,我依然能夠詆毀你。

由于章惇治理荊湖北路有功,后被提拔為判軍器監。一天,北宋財政部三司發生大火,章惇率領軍器監眾人救火,奮不顧身,剛好被站在御樓上的宋神宗看到。第二天,宋神宗直接提拔章惇為三司使。

盡職、拼命的章惇“陰差陽錯”成為北宋的“計相”、“財爺”,這算是命運對他的一絲眷顧吧。但章惇在三司使任上大刀闊斧進行改革,整理賬目,設會計司,重新登記天下的戶口、人口、租額、年課等等,把賬本做得清清楚楚。就算是上天眷顧來的職位,他依然憑借才干和務實精神,把工作做到極致。

幾年后,元豐三年(1080年),章惇已升任參知政事,成為朝廷重臣。

然而,元豐八年(1085年)后,宋神宗病逝,年幼的宋哲宗繼位,由太皇太后高滔滔攝政,保守派領袖司馬光、呂公著等相繼拜相。此時,朝廷風向驟轉,原本依附變法派的一些人,出于自保,開始重新站隊。

但章惇不為所動,他仍然在朝堂上與保守派據理力爭,指責司馬光引進官員破壞程序正當性,與司馬光就免役法當不當廢的問題展開辯論。他最終像堅守變法的蔡確等人一樣,被貶出朝廷,在元祐8年間,無緣重返朝廷。

宋哲宗親政后,紹圣元年(1093年)四月,召章惇為相。重返朝廷核心的章惇,第一件事就是追究已故的司馬光、文彥博等人向西夏割地求和的罪責,同時停掉每年給西夏的歲賜,命章楶修筑城寨,加固邊防。5年后,章楶在平夏城大敗西夏人,使得西夏“不復能軍,屢請命求和”。

而此時,章惇最主要的任務是,恢復了被司馬光廢除的熙寧、元豐新法,重新舉起了王安石變法富國強兵的旗幟。雖然最終不能救大宋于危亡,但他的努力,讓北宋有了一次炫目的回光返照。

自始至終,章惇都是變法革新的堅定人物,不改初衷,得失坦然,在北宋搖擺和紛亂的政局中顯得尤其可貴。

更為難能可貴的是,在章惇為相的7年間,他沒有像司馬光當年對新法趕盡殺絕一樣,對元祐時期的做法進行一刀切的否定。相反,他能夠稍微放下黨爭和報復的不理性,實事求是地保留了元祐時期一些切實可行的法令。

當時,章惇向宋哲宗進呈新修訂的法令。宋哲宗聽到有些法令是元祐時期頒布的,大惑不解:“難道元祐敕令也有可取的嗎?”

章惇回答說:“取其善者?!?/strong>

這一刻,章惇顯示了一個大政治家的格局。

▲章惇劇照

3

很多人知道,蘇軾有一肚子的“不合時宜”。其實,作為蘇軾的好友,章惇同樣以“不合時宜”出名。

章惇在世時,無論是反對他的人,還是支持他的人,都承認他是一個敢言、直率、絕不見風使舵的人。

不管在誰面前,皇帝也好,攝政太后也好,他怎么想就怎么說,毫不顧忌個人利害得失。

宋神宗元豐時期,1082年。

一日,宋神宗盛怒,批令斬殺一名漕官。第二天上朝,宋神宗問宰相蔡確:“昨日朕批示要殺的人,已經執行了嗎?”蔡確回奏:“臣等正準備報告此事?!彼紊褡谧穯枺骸皻€人難道還有什么疑問嗎?”蔡確于是說,自宋太祖開國以來,我朝不曾殺過士人,臣等不愿看到陛下破例。宋神宗沉吟許久才說:“那就將他刺面發配吧?!?/p>

這時,門下侍郎章惇忽然站出來,說:“陛下,這樣還不如把他殺掉算了?!彼紊褡诜磫枺骸斑@是何故?”章惇上前回奏:“古人言,士可殺不可辱。依臣看,殺頭比刺面流放要好受得多?!?/p>

宋神宗一聽,火冒三丈:“朕乃天子,難道連一件快意的事都做不成?”

章惇連忙對宋神宗說:“陛下,像這種快意的事,臣以為還是做不成的好?!?/strong>

宋神宗默然不語,冷靜后,怒氣漸消,對蔡確、章惇等人說:“這件事就由你們酌情處理吧?!?/p>

從來奸臣只有溜須拍馬、逢迎皇帝作惡的,哪有如章惇、蔡確這般,當面頂撞,給皇帝制造不痛快的奸臣?

宋哲宗元祐元年,1086年。

高滔滔臨朝,司馬光拜相,新法陸續被廢,但此時免疫、青苗等法尚存,司馬光抱病上疏,請求5日之內罷除免役法,否則“死不瞑目”。

對此,章惇針鋒相對地反駁說,“今日更張政事,所系生民利害,免役、差役之法最大,極須詳審,不可輕易”,若真在5日內改免役法為差役法,“更張草草,反更為害”。

免役法,是王安石執政時期,為了減輕百姓負擔推行的新法。原本百姓需要向朝廷服役,現在只要交免役錢,由朝廷雇人服役就行了。這項制度順應了商品經濟發展的趨勢,雖然在執行中出現了一些弊端,但如果因噎廢食,徹底否定,開倒車返回差役法,則顯然是不理智的。所以,不僅章惇,連保守派陣營內的人,都勸司馬光要慎重。

但司馬光一意孤行,為了反對而反對,此事做得不像一個理智的政治家。當閑居南京的王安石聽說司馬光要改免役法、復差役法時,愕然失聲說:“亦罷至此乎?”沉吟良久,他又自言自語:“此法終不可罷!”說完,平生堅強的王安石老淚縱橫。

章惇人在朝堂上,他清楚地知道時移勢易,保守派要干的事容不得他一個變法派的人說三道四。他若保持沉默,或許還能保住自己的位子。但他不管不顧,就是要捍衛王安石變法的心血。保守派輪番彈劾他,他卻“不貶不去”,不顧名聲和安危,寧愿被貶也不自請外放,要換取時間來捍衛王安石最為看重的免役法。

史書說,章惇在高太后簾前與保守派爭論,多有不遜之詞,“太皇太后怒其無禮,乃黜之”。

罪名的認定大有學問,高太后等人當然不能以堅守新法的理由罷黜章惇,盡管這是根本原因。于是,章惇便被加上“輕薄無禮”之類的罪名,被轟出了朝廷。

從來奸臣只有審時度勢、迎風而上的,哪有如章惇這般,逆勢而行,給自己制造麻煩的奸臣?

宋哲宗元符三年,1100年。

宋哲宗去世,向太后在事先選定端王趙佶為皇位繼承人的情況下,假意征求宰執的意見。

章惇又不合時宜地站出來,說按照程序應當立誰誰誰。向太后反對。章惇還是不知迎合,又說那應該立誰誰誰。向太后又反對。

見章惇兩次都不上路子,向太后只好以先帝宋神宗的名義說,端王趙佶“有福壽,且仁孝”,可以立為君。

說得這么明顯了,章惇依然執拗地坦言:“端王輕佻,不可以君天下?!?/strong>

話沒說完,與章惇同朝的曾布怕受牽連,對著章惇吼了一句:“章惇聽太后處分!”端王趙佶由此繼位為宋徽宗。

其他大臣揣摩上意,一味附和,章惇卻一再力爭,不管不顧。要知道,這時候的章惇可不是一個政壇愣頭青,而是一個曾掌朝政七八年、富有政治經驗的66歲老臣啊,他不可能不知道直言的后果會危及自身的地位。但他知道趙佶輕佻,“不可以君天下”,為天下社稷蒼生計,他不能不力爭。

可悲的是,這次力爭的失敗,最終造成了北宋的淪亡,證明了章惇的遠見卓識,而章惇和他的家族則徹底葬送了政治前程。

從來奸臣只有攀龍附鳳、投機取巧的,哪有如章惇這般,不識好歹,押上個人和家族前程盡說大實話的奸臣?

盡管傳統的正史把章惇詆毀成一個奸臣,但在歷史的敘事中,仍然掩不住他作為一個直臣的光輝品格。

由元祐黨人后人執寫的史書,因為反對變法派而抹黑章惇的人品,但他們除了空口無憑說他“有才無行”,卻舉不出具體的例子來論證他們的判斷。恰恰相反,他們寫下來的關于章惇的事跡,反過來證明了章惇是一個做事有原則、做人有底線的人:

他曾大權獨攬七八年,卻“不肯以官爵私所親”,四個兒子都考上進士,但除了一個入朝當校書郎的低級官員,其他三子都在州縣為官,沒有一個顯達。若他是奸臣,請問有不徇私的奸臣嗎?

他終生信奉、發揚和改良王安石變法的內容,卻在另一名變法派領袖蔡卞極力推行王安石個人崇拜的時候,頭腦清醒地站出來反對搞偶像崇拜,說自己不曾喚王安石作“真人、至人、圣人”。若他是奸臣,請問有不諂媚的奸臣嗎?

他為官清廉,據說死后家貧難以下葬,手指都被老鼠啃掉一個。連誣陷他的人,都不敢說他貪污受賄。若他是奸臣,請問有不貪污的奸臣嗎?

他堅守國土,寸土不讓,在司馬光等人提議向西夏割地換和平的時候,他怒不可遏,說提議的人“可斬”。在他掌握朝政后,他強勢地斷絕了給西夏的歲賜,并積極發起收復失地運動。若他是奸臣,請問有不賣國的奸臣嗎?

不徇私,不貪污,不諂媚,不賣國,作為一個奸臣,他章惇到底圖什么?

難道,作為一個奸臣,他圖的是有原則,有底線,有良知和有膽氣嗎?

▲章惇劇照

4

如上所述,正史中關于章惇是奸臣的指控,可以斷定通通不成立。

按照宋朝的歷史現實,《宋史》(雖是元朝官修,但采用的底本均為宋人所作)將章惇列入《奸臣傳》,基本理由跟蔡確、呂惠卿這些人入《奸臣傳》一樣,都是基于他們是王安石變法的支持者和繼承者。

史書寫得很明白,章惇的罪證之一,就是“紹圣而后,章惇倡紹述之謀,秕政復作”。所謂“秕政”,是寫史者對王安石新法的蔑稱。

近代以后,王安石變法,以及歷史上著名的改革變法,才得到了較為公平的評價。但在此之前的漫長的時間里,王安石變法因為變亂祖宗家法、著重理財而一直受到社會主流思想的鄙夷。宋代以后占據主流的程朱理學,講求“道德治國”,而鄙薄“技術治國”,對于強調法律、財務、經濟等實操的王安石新法,自然沒有好感。在理學思想指導下的傳統史書,于是更容易將王朝的衰亡歸咎于變法,歸咎于主張和支持變法之人。

靖康之變后,宋室南渡,面對國破家亡的政治危機,朝廷需要做的事情,就是檢討北宋滅亡的原因,并確定由誰來承擔歷史罪責。

宋高宗替父兄開脫歷史罪責,將國事危亡由蔡京禍國,上推至王安石變法,讓一群推行變法的“誤國奸臣”來承擔罵名。這樣,趙家人是沒有過錯的,有過錯的是底下的奸臣。

時人楊時說,“蔡京用事二十余年,蠹國害民,幾危宗社,人所切齒,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。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,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”,“今日之禍,實安石有以啟之”。這說明,南宋人批評蔡京誤國,將矛頭指向王安石變法,認為變法亂了祖宗家法終釀靖康之難,已成為一種政治正確。

歷史學者方志遠曾指出,自從在正史中立《奸臣傳》,中國歷史上便大抵只有奸臣而無昏君、暴君。

所謂的“奸臣”,成了昏君、暴君的替罪羊。

王安石未被正史列入《奸臣傳》,或許僅僅是因為他的名聲太大,做派太正,寫史者也怕引起非議。但王安石以下,蔡確、呂惠卿、章惇等人,要么做派有問題,要么名聲不太顯,拿來欺負一下,讓他們為北宋亡國頂罪,那是最好不過了。

有奸必有忠,正史否定變法派的連帶結果,就是肯定了以高太后、司馬光等人為首的保守派。北宋政壇上基于變法與反變法的政見之爭,因此被史書描述成忠奸對立的道德之爭。

當道德凌駕于政治之上,歷史事實便進一步被遮蔽和扭曲。

元祐時期,高太后、司馬光等人對變法派的清洗和貶謫,從本質上來說,跟后來宋哲宗親政時期,宋哲宗、章惇等人對元祐黨人的清洗和貶謫是一模一樣的,是權力斗爭的血腥和無情。在這場輪回反復的斗爭中,雙方都犯了錯誤,應該受到同等的批判和譴責。

說起來,司馬光報復心強,打擊面太大,而且犯錯在先,理應受到更嚴厲的批判。章惇“以其人之道,還治其人之身”,不寬恕政敵,雖做了一些努力,仍無法擺脫黨爭報復的心魔,但他的罪惡絕不比司馬光犯下的更重。

正如梁啟超所說:“至竄逐元祐諸臣,則亦還以元祐所以待熙豐者待彼而已。元祐諸臣是,則惇亦是也;惇非,則元祐諸臣亦非也?!?/strong>若要贊美,雙方應一起贊美;若要譴責,雙方應一起譴責。這是對等的。

可是,在經過忠奸對立的道德書寫之后,司馬光的睚眥必報、冥頑不化,被美化成了忠臣對奸臣的零容忍,而章惇的同樣做法,卻被當成了奸臣對忠臣的讒害。

我不想美化北宋政壇的黨同伐異,但也反對將司馬光與章惇的同類做法區別對待,至少,他們都不是完人,在報復政敵方面應各打五十大板。

更為悲劇的是,無論身前死后,在爭奪道德高地的斗爭中,向來耿介、從不投機的章惇始終處于下風。他不僅被元祐黨人當作“奸臣”,還被以新黨自居的徽宗朝權相蔡京當作“奸臣”,名字被刻入《元祐黨籍碑》。最后,更被《宋史》寫入了《奸臣傳》。一個兩面都不討好的人物,在歷史的迷霧中,徹底模糊了身影。

在歷史上,一個人物的真實狀況與身后評價存在巨大反差的現象并不罕見。但像章惇這樣,一直被誤解、從未獲理解的人,確實是悲劇中的悲劇。因此,有歷史學者將這種現象稱為“章惇現象”。

說起來,作為章惇的老朋友,蘇軾算是非常幸運的了,生前雖然也是兩邊不討好,人生不如意,但死后他得到了絕高的評價。而章惇,或許不敢奢求什么,只想求取歷史的公正一筆。


參考文獻:[宋]李燾: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,中華書局,2004年;[宋]蘇軾:《蘇軾文集》,孔凡禮校注,中華書局,2004年;[元]脫脫:《宋史》,中華書局,1985年;鄧廣銘:《宋史十講》,中華書局,2015年;梁啟超:《王安石傳》,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,2010年;喻朝剛:《章惇論》,《史學集刊》,1997年第1期;黃錦君:《章惇傳論——從章惇的宦海沉浮看北宋中后期政治風云》,《宋代文化研究》(第九輯),巴蜀書社,2000年;方志遠:《歷史上的奸臣與“奸臣傳”》,《文史知識》,1998年第12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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